歐盟即將討論「全民每月派錢」應變AI導致失業潮,未來失業是福不是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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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即將討論「全民每月派錢」應變AI導致失業潮,未來失業是福不是禍?

文章howie » 2017-01-19, 00:24

https://hk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59561

歐盟盡早準備AI對工作與道德帶來的衝擊

全球討論多年的人工智能(AI)對社會帶來的衝擊,終於得到歐盟嚴肅正視,歐洲議會(European Parliament)將在2月商議應變之策。議案由來自盧森堡的歐盟議員瑪迪.德爾沃(Mady Delvaux) 提出,歐盟要如何面對「技術革命」(technological revolution)帶來的種種問題。相關內容包括AI導致龐大失業浪潮,探討以「全民基本收入」(general basic income / universal revenue)保障失業者能過有嚴尊的生活;成立處理「AI問題」的專門機構;是否賦予AI機械人擁有若干公民權利(如勞工權益),透過法律認可稱為「電子人」(electronic persons)。

上述提議早已蘊釀一段時間,由於愈來愈接近議會正式討論日期,英國《獨立報》(The Independent)近日再整理相關報導,瑪迪認為必須準確掌握究竟AI即將取替的是那些工作,甚至具體指出是一些工作之中「那個部分」的職務,從而有助評估即將面對的失業人數;此外還有一系列的道德與技術問題需要處理,總而言之,歐盟應盡早做好各方面的準備。

由於牽涉的問題眾多,筆者只打算抽取「全民基本收入」作為重點討論。本月1月1日開始,芬蘭政府進行了一項香港人聽起來「驚天地、泣鬼神」的社會實驗,參與者可以每月領取大約584美元(約4528港元),唯一條件是放棄其他社會福利,目前有2,000位芬蘭失業人士參與,在2019年評估實驗結果。芬蘭無疑是採取較為折衷的做法,在2016年6月瑞士人公投是否落實「全民基本收入」方案,做法比較極端,計劃讓「所有公民」每月均可獲大約2438美元(約18906港元),最終七成人否決告吹。注:告吹原因是因為瑞士公民覺得這金額太少

類似全民基本收入概念比20世紀60年代更早

實際上,「全民(每月)基本收入」相當於所謂「每月派錢」之說,只是用字不同(具體做法可有不同差異,但大方向相近)。去年11月SpaceX及Tesla創辦人馬斯克(Elon Musk)接受傳媒訪問時,同樣提出自動化智能技術極可能導致大量失業,政府落實全民基本收入也很可能實現。若追本溯源,近代「類似」現在我們說每月派錢的觀念,比20世紀60年代學者討論貧窮問題時強調的「保證所得」更早。例如,在18世紀英裔美國思想家湯馬斯.潘恩(Thomas Paine)在《土地正義》(Agrarian Justice)主張,每人應在成年時在政府領取一大筆錢,以彌補不同人出身的差異,例如有些人生在「地主家庭」,有些人則否,在潘恩看來這是不公平的事。

當然,近代較接近目前派錢觀念的,可數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(Milton Friedman)在60年代提出的「負入息稅 / 負所得稅」(negative income tax, NIT),以當時的年收入水平為例,如果年收入免稅額是3,000美元,又假設負入息稅稅率為50%,那麼,完全沒有年收入的人,便可以從政府取得1,500美元(3,000 x 0.5);又例如你年收入為2,000美元,那麼,你依然可以在餘下1,000免稅額乘以0.5,獲得500美元的補貼,如此類推。可見相關討論發展至今,已進一步到了「全民每月派錢」的可能性。

現代工作壓力帶來嚴重問題,工作沒想像中天經地義

筆者樂見全球政府逐漸落實上述做法,始終,早前文章〈美國優異生退學兼「豎中指」批大學教育 學者力倡教改迎接AI衝擊〉分享的教改,實踐起來還是比較抽象、艱難,反之,全民基本收入是更速效且實在減輕AI對職場造成的短期衝擊。更甚,歸根究柢,只要各國政府能安頓生產和資源分配等問題,許多工作的存在並非天經地義(很多工作其實沒甚麼意義)。誠如德國科普作家克莉絲蒂娜.伯恩特(Christina Berndt)在《韌性》(Resilienz)中提及,世界衛生組織(WHO)把工作壓力視為「21世紀最大的危險」有其理由,而工作造成的心理影響實在不亞於體力勞動傷害,數年前,一份涉及30個歐洲國家的大型研究報告指出,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每年均至少受一次心理問題困擾,例如那些問題?當中14%的人罹患恐慌症、7%失眠、7%憂鬱症、4%有酒精及藥物依賴。近年以來,歐洲每年為心理問題開支高達三千億歐元。

僅僅是德國,伯恩特引述德國聯邦職業安全暨職業健康研究所在2012年出版的《壓力報告》(Stressreport),訪問了一萬八千名在職人士,有52%認為自己深受工作時間及效能的壓力所苦,44%的人認為工作期間經常被電話及電郵訊息打擾,另外,三分之一人認為工作繁忙欠缺休息時間。該年,德國醫師日全體醫生呼籲:「職場應當再度回歸符合人性狀態,而非一味追求獲利。」

德國醫生的仁道:驗不出有病,照開出病假紙 實踐全民派錢須打破心理包袱

唯一令人釋懷之處,就是德國不少家庭醫生不會吝嗇「開病假紙」,即使發現求診者「沒有發燒、身體完好、心跳正常」,無須多說也開出病假證明,好讓他們休息。此外,伯恩特還提出,儘管心理學界在「倦怠症」(Burnout Syndrome)上未有公認的清晰定義,但相關的一些症狀如「背痛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消化問題、心悸、健忘、頭痛、心神不寧、失眠」等,極可能從工作壓力中形成。而且,一些精神病醫生察覺了一個現象,如果他們發現病人可能因工作壓力患上輕微憂鬱症,將它說成是患上倦怠症,病人會比較容易接受。 因為相比憂鬱症,倦怠症聽上來「感覺」是基於積極工作而患上,有時醫生為免「憂鬱」一詞令他們自傷自憐及被人誤解,寧願說病人患上「倦怠症」。在現代繁重的工作面前,我們的心靈彷彿更加脆弱,身不由己。

的確,人類千百年來受工作困擾,AI技術即使帶來一段時期的衝擊,長遠可能激發全球各國改良更好的制度及生產安排。畢竟,是否能夠實踐全民基本收入的做法,更多阻礙是來自部分商家、學者及大眾的心理包袱。尤其,那些認為一個人的財富跟「付出多少努力」相關的人,聽到諸如此類的派錢之說,很容易怒火中燒,這些人比較漠視先天基因、家庭環境(父母社會經濟地位)、人際關係等因素,如何大大影響一個人的成長,這些成長背景又連帶影響人的學歷、才能與財富累積。一如筆者在〈港「貧富差距」擴大至45倍,傑青黃仰芳出身清貧卻像「離地中產」〉、〈DSE「女狀元」姚子晴選讀牙科有遠見,不應介意「贏在起跑線」〉等文章強調,有相當多「不可控制」因素影響一個人的才能、階級與賺錢能力,可是人頗容易陷入短視和直覺之中,最終放大自己「有」努力付出的人生經歷,以此評價甚至凌駕他人。

或許,AI衝擊最終對人類影響是福不是禍,充分的討論、了解有助放下不必要的心理包袱或情意結,不必要的恐懼,往往由於無知與誤會而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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