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時代精神運動論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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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場民主 2.0 的進化：歡迎人民「打臉」政府！

經過 4 年社會運動、5 年執政經驗、30 萬人的公民參與，在馬德里市政府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眼中，想要顛覆傳統民主，政府、官員、公民都必須走向「民主 2.0」的新角色。進化要到哪裡才算成功？他說：「當『公民提案打臉政府』變成習慣的時候。」

哪一個政治人物，贏得選舉之後，不是急著實現自己的政見？不是急著執行黨的意志、留下成績單？為什麼 2015 年上任的馬德里市政團隊，竟是透過文化教育、數位參政工具、辦活動等，「逼」公民起身來反對自己？

「未來政府應該是中性的、不該有意見。以前政府永遠有個立場，因為它贏了選舉，就相信自己的意見從此都比民眾的重要，」坐在馬德里市政府裡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蘇圖（Pablo Soto）在所有同事面前進行專訪，解釋他心目中的民主 2.0。

蘇圖 2011 年參與 15-M 社會運動，在街頭上他看到人民對政治既絕望又渴望的兩面，因此 2015 年隨著勝選進入首都市政廳後，他扛下「開放政府」的大旗，設立了馬德里市政府第一個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」，沒想到在當了部長 2 年後，他等待的，是「被打臉」的到來。

「越來越多人沒辦法接受未經公民參與的政策」

「如果有一天民眾（透過參與平台）提了跟政府立場相反的提案，然後政府照著人民的聲音做，我會覺得我們真的成功了，」蘇圖說。例如，政府提出的政策不佳，人民可以直接提出意見並且修正政策；或者反對設立社會住宅的中產階級，若提案並爭取足夠的支持、通過了公投，政府也必須好好聽人民聲音的轉彎。

「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更深的文化轉變，」蘇圖解釋，4 年任期苦短，但從街頭而起的他們，背負著人民想要顛覆民主陋習的期待，因此坐上高位、要實現新的政治可能，目標不是證明自己多厲害、不是為了下一屆的選票，而是在他們下台之後，不論上台的人是誰，民眾一樣擁有開放、透明的管道，去監督、表達、影響政策。「過去 5 年，已經可以看見，越來越多人沒辦法接受未經公民參與（討論）的政策，」他說。

要創造這樣的文化，官員、政府機器、公民都要重新定位自己。

「我們剛上任的時候，把自己定位為傾聽者，以及打造參與工具的人，」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說，「但民眾指著我們說，你就是官員啊，你的工作就是要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。」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媒體身上，面對自詡為平台、打造制度跟傾聽的新政府，媒體無所適從，一直要求市長表態，要市長針對各種政策給出方向，以領導人、英雄的視角來要求新任市長；而當市長回覆由大眾決定後，媒體顯得不耐。

再來，政府機器也要跟著執政者的轉型。例如，西班牙廣場的改建案，馬德里市政府選擇公開接受市民提案，利用 18 個問題（停車場的設置、腳踏車道的需求、樹的種植等）的問卷取得民眾需求，接著收到 19 個提案。投票之後選出 5 個做成原型（prototype），再選出 2 名進行決選。整個過程耗時 10 個月，超過5萬人參與。

過程中，政治人物的專業是設計溝通的管道，並在法規下整合意見變成提案，而政府的挑戰，則在盡可能實踐具代表性的民眾參與，包括人數、背景組成、民眾意見在不同環節扮演的角色等，這些，都與過去政府由上而下分配資源的權威角色不同。

這些對民眾和政府難道不是更難？民眾可能也無暇參與，與其要自己參與廣場的設計、填問卷，不如讓我的選區立委幫我決定即可。

蘇圖笑一笑，「把自己所有的權力交給一個人，那是非常危險的，而且要投下讓自己不會後悔的那一票，對我來說這是更困難的事。」

4 年一次的選舉，在蘇圖眼中不是實現民主價值的最好手段，更不等同於民主的完全實踐，過去沒有數位工具，人們只能透過民意代表間接的參與，但 2 年來，馬德里的各種試驗已經證明了可能性。就像是新創公司確定了市場中新產品的價值與定位後，剩下 2 年，在政府機器、政治人物、公民三種角色的進化之路上，他們希望能在自己打造的生態圈中加快腳步、擴大規模，在卸任前確立文化。



台灣人的民主參與，除了上街抗議還有什麼？

在民眾的憤怒之火中誕生，馬德里市政府的這場實驗，乍聽之下，像是防堵民怨的手法，或是一個極端左派上台後對既有勢力的顛覆，但 Medialab-Prado 負責人阿巴迪（Yago Bermejo Abati）認為，這更是一個防止衝突的機制，當任何宗教信仰、種族、政治黨派，都能在平台上讓自己的意見被看見，甚至透過討論尋求支持，進而成為政策，還需要以互相攻擊、血腥暴力作為手段嗎？

在蘇圖眼中，民主 2.0 的價值還包括抵抗「假新聞浪潮」。當一切透明，所有的意見都來自於民眾，而且民眾真的看見政府按其意志完成了提案，信任會慢慢地回來，民眾對政府的歸屬感也會加深，此時，假新聞趁隙而入的難度，將大幅提高。

放眼民主國家，假新聞氾濫、極端勢力興起造成國內衝突、境外勢力影響選舉，甚至政治人物上台後走向極權等，一陣陣像傳染病在民主國家間傳開。馬德里的顛覆民主之路，奠基於 6 年來民眾的覺醒，在數位工具的協助之下，他們像是醫生一樣，在新時代、新環境拋出民主 2.0，重新調整彼此的定位，拉近政府與公民的位置。

只剩 2 年，多少人願意上船？多少人願意改變自己的定位？當發現自己能夠決定繳的稅怎麼用、門前的廣場有多少綠地，多少人還會轉身放下自己的權力，對民主 2.0 搖頭？其實不用等到 2019 年馬德里的下屆選舉，參與平台上超過 15000 個提案的下一步，以及參與人數能否繼續提高，都是答案。

而擁有一切相似症狀的台灣，該問自己的是，同樣擁有過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我們，那把火，誕生了什麼？我們期待也擁有一樣的公民權力、一樣的政策影響力嗎？我們願意付出的，除了上街走走、4 年一投之外，還有什麼？
這些答案在與馬德里走過的難與獲得對照之後，台灣的座標和未來航向，也就會清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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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本文圖片類資料較不完全,請參覽原報導网址

街頭帳篷裡的年輕人，把新民主送進西班牙全國


2011 年，一場數百萬人上街的抗爭在西班牙持續了一個月，震驚世界的不是抗爭規模與議題延燒，而是2014年後，抗議群眾決定組黨，甚至在2015年喚起西班牙各地成立地方政黨，隨後拿下馬德里、巴賽隆納等100多個城市，成為執政者。

走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政府，專訪當年街頭運動的 3 位核心成員，現今已成為官員的他們，道出這 6 年來，從組黨到創造民主參與，這場顛覆西班牙政治的實驗歷程。

像是野火一般，2011 年前後，從突尼西亞、埃及的阿拉伯之春，到以色列、摩洛哥、巴西、土耳其，以及席捲歐美上千城市的占領華爾街運動，以社交網站為工具、青年為主體的大規模抗爭，一次又一次攻下各國媒體頭條，數十萬、甚至百萬人上街的畫面，像是民主國家間的新流行一樣，一國輪過一國。

但數十、百萬人上街過後，究竟能留下什麼？

在西班牙，上街抗議的他們，沒有在激情過後人去樓空，相反的，在一場數百萬人上街抗爭的 3 年後，他們成立了政黨，2015 年成為國會第 3 大黨，更在地方選舉中大獲全勝，走進馬德里、巴賽隆納、瓦倫西亞等主要城市的市政廳，展開執政。

「在西班牙，人們談起『政治』，從此變得跟過去不一樣了，」從上街第一天一直參與至今，現為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的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說。

他帶著我走上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（Puerta del Sol），從當時的一頂帳棚開始說故事，在那個臨時搭起的帳篷裡，有剛下班的上班族、學生、大學老師，人們坐在地上，重新認識西班牙的政治。

在街頭的帳篷裡，重新問民主是什麼

在上世紀八○年代之前，經過 40 年獨裁統治、36 年黨禁，西班牙的現代民主，直到 1978 年制定新憲法之後，才終於進入民主轉型期；比起台灣從 1987 年後的民主轉型，西班牙沒有領先太多。

但當時那部憲法，在卡塔尼亞的眼中，是部弱勢憲法。「是跟軍方勢力妥協的結果，」卡塔尼亞說，不論是民眾沒有公投權利、壓制小黨的國會席次分配等，「（這部憲法的制定），就是要讓『改變』難以發生。」

而長期以來，當西班牙人談起政治，不是政治人物的八卦、輪流執政的兩大黨各提出的政策，就是口水戰中誰罵了誰什麼。像是一場兩方輪流輸贏的惡鬥，一國的政治沒有新鮮事，淪落至兩大黨間的權力遊戲罷了。

2011 年，5 月 15 號，帳篷搭起的那天，一條沒有回頭的路，就此展開。

人民在 5 月底的地方選舉前上街，從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開始，沒想到揭開的是一場長達一個月、數百萬人響應的街頭運動，沒有組織、沒有領袖， 卻在全國各地開花，人們以15-M（15, May）稱之。


「就在這裡，人們開始搭帳篷，」人來人往的太陽門廣場上，一頂又一頂的帳篷自動搭起，他們不是只有遊行，而是坐下來，在冷漠、旁觀了數十年之後，重新提出最基本的問題：「什麼是民主？我們能做什麼？我們要什麼？」卡塔尼亞用現代公民論壇形容廣場上發生的這一切。

隔天，馬德里之外，帳篷出現在15 個城市的廣場上。接下來的一個月，全西班牙有 800 多萬人上街、入座，對民主提問。2011 年下半年，人們繼續不定期地重回廣場，不管是住宅政策、大眾運輸的私有化、醫療政策等議題，他們知道，政治是自己的事，而答案要自己找，人民的意見必須表達然後交會。這一切跟以前坐在沙發上看電視、偶爾抱怨的習慣完全不同。

沒有領袖、非暴力，讓掌權者無法摸頭或制裁

集聚、延續、擴大，為什麼同樣是上街抗議，台灣或其他國家，無法真正改變人民，或是長久發揮影響力？

卡塔尼亞認為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去中心化、沒有領袖、非暴力的運動方式。「的確有人想要擊倒這場運動，只是他們都找不到標的，」卡塔尼亞笑稱，沒有訴求、沒有領袖，於是掌權者無法摸頭，無法收割，無法在抹黑運動領導人之後，讓運動解散。而非暴力，則讓掌權者無法以法律制裁。

第二，是他們將實體的集會、討論，開始移至線上，除了讓能量能夠延續，更重要的，是讓更多人能夠參與，讓這場運動代表更多人的意見。

然而，當人民開始問問題，開始把政治重新當作自己的事，採取行動、要答案，想要在既有的體制之下尋求突破，真能改變政策嗎？答案，竟然是否定的。

「2014 年之前，我們嘗試了各種方法，除了成立政黨之外，幾乎都試過了，」從線上討論平台、實體集會、公民教育、到議題討論等都有。算一算，2011 年當年，全西班牙有超過 2 萬場的集會遊行，2012 到 2016 年，西班牙是世界上抗議次數最多的國家。

但來自政府的回應卻「始終如一」，沒有回應民眾需求，改變遲遲不來，「於是，我們只能嘗試組黨，」卡塔尼亞說。

2014 年 1 月，由三個大學教師發起組黨，後來成為了 Podemos（我們可以黨），第一次參與選舉，就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席次，隔年底的國會選舉，一舉打破了西班牙 40 年來兩大黨盤據的現況，成為現今第三大黨。

「但在西班牙，第三大黨，等於沒用，」卡塔尼亞坦承，國會裡結盟、政治交換的遊戲，對於新手 Podemos 來說，不是擅長的戰場。而一旦組黨進入了體制，就必須按照政治戰場上的規則玩，於是對手開始把 Podemos 黨魁伊格萊西亞斯（Pablo Iglesias ）與委內瑞拉左派極權者的個人互動攤出，對特定領袖人身攻擊、發動媒體貼上民粹標籤等。去年，Podemos 一度面臨內鬥，在今年 2 月重新選出黨主席。

強調開放的新型態政黨，由市民推派候選人

在 Podemos 政黨成立不久後，卡塔尼亞就已選擇離開，因為由上而下、有領袖、有黨中心的組織，與原本運動的本質相斥。「我們本來想做的，是讓政黨成為工具，一個真正讓政治可以產生改變的工具，」卡塔尼亞與其他人離開 Podemos 後，第一步是成立新的工作室，用街頭上的經驗以及組黨後看見的不足，開發不同的民眾參與形式，繼續找尋能實踐初衷的戰場。

好消息是，不用太久，全西班牙 100 多個城市，都在 15-M 運動理念、Podemos 的勝選之下，紛紛創立了地方性政黨，參選各地選舉。人在馬德里的卡塔尼亞，也參與了其中一個新政黨 Ahora Madrid（現在馬德里）2015 年的競選活動。

這個強調開放、透明、參與、包容的新型態政黨，直到投票前 2 個月都還沒有推出市長候選人，最終經市民們公開推選，才由 70 歲的退休檢察官卡梅娜（Manuela Carmena）成為候選人，也成為現今西班牙首都的市長。

在各地出現的上百個新型態政黨，沒有任何樁腳、沒有選舉經驗，卻因為呼應了 2011 年來數百萬人的覺醒和期待，竟然在地方選舉中紛紛告捷。「或許，城市的規模，會比較容易實現我們的理想，」卡塔尼亞說。他們把過去上街頭的訴求包括開放、透明、包容、參與等，透過城市中的廣場改建、交通建設、市府預算等，一個個重新計畫並實踐，希望讓公民在廣場上的意識討論，能真正變成政治場域中有重量的政策、可行的制度，然後讓民眾產生信心與信任，確立西班牙新的政治文化，如此，才算是真正顛覆對民主的想像跟定義。

「政黨只是一個工具，只是把改變帶進去（體制），我們必須要快，要建立文化、制度，下一任之後，改變才會一直發生，」卡塔尼亞急迫地說，從街頭抗爭、決定組黨，而後成為官員之後，更多的現實一層層被打開。

下一篇，將從他們走進馬德里市政府後，在時間的考驗下，如何創造新的制度、參與工具開始說起。背著眾人的期待站上首都舞台，他們的顛覆之路，真有前途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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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進馬德里市政府，這些數位工具讓人民開始當家

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在歷經 20 年右派政黨執政之後，2015 年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政府。這是一個成立不到一年的新政黨 Ahora Madrid（現在馬德里），新市長是一個從未參與過選舉的 70 歲退休檢察官。還有一個緊接著成立的新部門：開放政府與民眾參與部。

當一群講求直接民主、開放透明、包容多元的社運成員，得到馬德里 270 萬人的授權，他們如何執政，實現訴求及顛覆？走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政府，從他們過去 2 年的執政經驗，找答案。

當政治素人走進馬德里市府，成為官員，史無前例的故事，是這樣開始的：
「我們第一次走進辦公室的時候，最驚訝的不是這裡有多大，而是這裡沒有行動網路訊號、也沒有 WiFi。他們是怎麼跟外界連結的啊？」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回憶，「不過這裡看起來倒是滿適合開派對的。」外觀是花崗岩建成的高聳建築，不管是馬德里市政廳或是卡塔尼亞所在的辦公大樓，都是馬德里市中心精華地段的古典歐風建築，氣勢懾人之外，更是權力的象徵，如同各大歐洲城市一般。

但這對從 15-M 街頭運動出身的新市政團隊來說，卻是要克服的最大難關。

他們想延續 15-M 運動的初衷，顛覆西班牙傳統政治，實現新型態的民主。要做的，不只是開放市政廳、不只是幫偌大的辦公室裝上 WiFi，而是顛覆由上而下的民主運作，讓民眾重新相信自己擁有權力。

「我們從頭開始打造新的參與工具，」卡塔尼亞說。打造的基地，是一棟在金融危機中，因為融資困難而被棄建的開發案，如今被稱為「Medialab-Prado」的建築裡，負責人阿巴迪（Yago Bermejo Abati）正在各種開源計畫之中協調、開會。

由市府收回後重新改造的建築裡，衣服、家具、軟硬體、電子產品等，各種開源創新計畫都在這邊展開，並呈現給所有市民。「這是個讓市民相遇，讓創意可以集聚的的地方，」阿巴迪說，所有的設計都是開源的，所以人們可以互相交流、應用彼此的成果。與一般市府強調創業育成、以產值及創造就業的目標不同，這裡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優先。

對西班牙來說，2011 年以來，一年 2 萬次的抗議、數百萬人上街，最急迫的社會問題就是失效的民主，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。

對此，2 年前上任的馬德里政府，端出了「Decide Madrid」線上公民參與平台。「我們想創造一個新的渠道，重新定義公民的角色，試一試由下而上的政治，」阿巴迪解釋。

打造參與平台，讓民眾決定33億怎麼花
在數位平台上，馬德里市民用 email 帳號註冊，輔以國民身分證件號碼、出生年月日、郵遞區號、性別等驗證，就能使用平台上的各項功能。需要讀取這麼多資料，是為了要了解公民參與的普遍性和民眾組成，據此修改民眾參與的工具。最主要的 4 個功能如下：

一、提案：每個市民都能提案、連署，像是去年討論度最高的提案「讓馬德里成為百分之百永續的城市」、「讓大眾交通系統統一票券」，最後符合公民投票的資格，也進入政策制定階段。

二、辯論：在平台上，人民可以針對公共議題提出討論，其他人也可表達贊成或反對意見。針對意見分歧的特殊議題，這是最快了解民意的方式之一。

三、參與式預算：2016 年起，高達 6000 萬歐元（約新台幣 20 億元）作為參與式預算使用，在經過提案、辯論、整合募集後，交付公投。2017 年，參與式預算規模提升至 1 億歐元（約新台幣33億元），占總預算的 1/40。

四、公民諮詢：不只等人民提案，政府也可以主動出擊，針對各種議題上平台徵詢公民意見。去年 4 月，市府甚至向民眾徵詢「最想問各黨派的一個問題」。



「這一切不是為做而做，而是讓政策有更好的實質影響、體制有更好的參與方式、政府的運作能夠更貼近需求，」阿巴迪說。

一個開發案，不再是政府和資方說了算！

眾參與，在許多民主國家中越來越常見，大部分情況是為了回應民眾的不滿，修補政經結構之下失去的民眾代表性，試圖重建信任。但這類口號式的宣傳已在選舉中成為常見的噱頭，最後是否能實現，民眾參與的方式、內容、對政策的實質影響等，都是指標。

Medialab-Prado的設立，就是為了不斷修正民眾參與的各種方式，以公民實驗室為定位，由馬德里文化與開放部門撥預算支持，在這裡，「讓民眾一起思考，一起開發各種工具，一起參與這場顛覆，」阿巴迪說，由此就能看出它培養民主文化、公民參與民主實驗的清楚定位。

他們是如此的急迫，上任 2 年，任期已過了一半，但建立一個新的、被信任、可永續的機制，是如此大的挑戰，更何況是培養文化？

為了加快轉變，設計工具只是其中一步，Medialab-Prado還辦了3 次、長達 15 天的工作坊，讓民眾認識、理解、參與各種新的民主運作模式，整個 Decide Madrid 像是一個新創團隊，只是目標不是營利，而是開發出工具，讓民主重新被買單。

具體的轉變，阿巴迪舉例，過去一個社區開發案的故事可能如下：因為太晚曝光、設計不良、在地民眾不滿等因素引起抗議，接著抗議規模擴大，然後利益團體在幕後對政府及民眾遊說，於是民間能量消退，多方私下妥協之後落幕。但未來，市府希望投資方能夠透過參與工具，與地方提出未來願景，意見交流互換、一起說出未來的故事後，再落實為具體的提案，交由公民表決。

「讓體制可行，讓政府的角色改變，這些新的文化，加上新工具的使用，也會讓政府更勇敢、更有所本的提出政策，」他說。

即使目前對其他國家來說，馬德里的實驗已是各方取經的成果，但坐在位置上的馬德里官員們，卻顯得急迫且不滿足。最近一份針對 1000 位馬德里民眾的調查報告指出，只有 56％ 民眾知道 Decide Madrid 平台的存在，受過大學教育受訪者中，有 75% 聽過平台的訊息，相對來說，國中教育程度者只有 45%，高中教育者近 40%。

面對這樣的現象，如何用視覺化呈現、遊戲、生活中的互動裝置，讓更多不同年齡層、教育程度、地理分布的市民，能夠參與平台上的討論，是他們正在努力的方向。



除了追求參與人數的成長，他們也思考用新的方式增加參與的代表性。例如 G1000，是按照馬德里人口組成，在每個議題挑出符合馬德里市民組成比例的 1000 位代表，讓他們進行議題討論，提出具體提案。

必須在社會激情退去前，完成使命

作為馬德里史上的第一次，他們的嘗試不只是馬德里民眾，西班牙全國都在看，甚至全世界也將它們作為指標，Decide Madrid 平台已經在國內外 15 個城市被採用。知道自己站在歷史浪頭，機會錯過不再，如果，他們能夠讓民眾重新相信民主、更願意投入；如果，他們設計的工具，真的實踐了街頭上數百萬人對社會的想像，西班牙的民主的確就能在一個都市中被成功顛覆。

反之，如果再次帶來失望，民間的能量能否再次聚集，民眾是否會給實驗性的新政黨機會、耐性有多少，市政府內的他們都知道，於是不敢停下。

「難過，大概是我們現在的情緒，」採訪尾聲，談完了 2 年來他們做的試驗，阿巴迪卻脫口而出。

「每個國家都出現過一把火，激起強大的公民參與，但也很容易快速熄滅，群眾的情緒是危險的，它能夠把門打開，但（仰賴情緒）不是長久之計，從社會運動到現在試圖建立長久機制，這是一個不斷優化、讓民眾相信的過程。」

「這是無聊的，沒有情緒的，」阿巴迪繼續說，「我們是從民眾的情緒中開始的，現在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方法，在情緒退散之後，完成使命跟承諾。」他們設計線上遊戲教民眾提案，針對各議題建立公民論壇，試圖與公民團體建立長期的力量。但急迫的心情、開發新工具的艱難，以及因為沒有情緒，而無法吸引媒體和所有公民的目光，讓他們看起來像是鬥士一樣向前，心底卻是感到悲傷的「前社運份子」。

還好，2 年過後得到的只是悲傷、挫折，他們沒有失去人民信任。如今城市開始重新變成市民的，新的廣場改建、新的環境政策、新的預算分配，這些都讓市民再次與政治拉近。

下一篇，我們將專訪馬德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蘇圖（Pablo Soto），同樣從 15-M 就開始參與的他，在試驗、改變以及壓力之下，2 年後，什麼樣的馬德里是他眼中的成功？設計出來的參與平台，該將馬德里帶向何方？
答案，讓我們大感意外。

https://g0v.news/走進馬德里市政府-這些數位工具讓人民開始當家-5535415a528d


走進馬德里市政府，這些數位工具讓人民開始當家

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在歷經 20 年右派政黨執政之後，2015 年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政府。這是一個成立不到一年的新政黨 Ahora Madrid（現在馬德里），新市長是一個從未參與過選舉的 70 歲退休檢察官。還有一個緊接著成立的新部門：開放政府與民眾參與部。

當一群講求直接民主、開放透明、包容多元的社運成員，得到馬德里 270 萬人的授權，他們如何執政，實現訴求及顛覆？走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政府，從他們過去 2 年的執政經驗，找答案。

當政治素人走進馬德里市府，成為官員，史無前例的故事，是這樣開始的：
「我們第一次走進辦公室的時候，最驚訝的不是這裡有多大，而是這裡沒有行動網路訊號、也沒有 WiFi。他們是怎麼跟外界連結的啊？」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回憶，「不過這裡看起來倒是滿適合開派對的。」外觀是花崗岩建成的高聳建築，不管是馬德里市政廳或是卡塔尼亞所在的辦公大樓，都是馬德里市中心精華地段的古典歐風建築，氣勢懾人之外，更是權力的象徵，如同各大歐洲城市一般。

但這對從 15-M 街頭運動出身的新市政團隊來說，卻是要克服的最大難關。

他們想延續 15-M 運動的初衷，顛覆西班牙傳統政治，實現新型態的民主。要做的，不只是開放市政廳、不只是幫偌大的辦公室裝上 WiFi，而是顛覆由上而下的民主運作，讓民眾重新相信自己擁有權力。

「我們從頭開始打造新的參與工具，」卡塔尼亞說。打造的基地，是一棟在金融危機中，因為融資困難而被棄建的開發案，如今被稱為「Medialab-Prado」的建築裡，負責人阿巴迪（Yago Bermejo Abati）正在各種開源計畫之中協調、開會。

由市府收回後重新改造的建築裡，衣服、家具、軟硬體、電子產品等，各種開源創新計畫都在這邊展開，並呈現給所有市民。「這是個讓市民相遇，讓創意可以集聚的的地方，」阿巴迪說，所有的設計都是開源的，所以人們可以互相交流、應用彼此的成果。與一般市府強調創業育成、以產值及創造就業的目標不同，這裡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優先。

對西班牙來說，2011 年以來，一年 2 萬次的抗議、數百萬人上街，最急迫的社會問題就是失效的民主，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。

對此，2 年前上任的馬德里政府，端出了「Decide Madrid」線上公民參與平台。「我們想創造一個新的渠道，重新定義公民的角色，試一試由下而上的政治，」阿巴迪解釋。

打造參與平台，讓民眾決定33億怎麼花
在數位平台上，馬德里市民用 email 帳號註冊，輔以國民身分證件號碼、出生年月日、郵遞區號、性別等驗證，就能使用平台上的各項功能。需要讀取這麼多資料，是為了要了解公民參與的普遍性和民眾組成，據此修改民眾參與的工具。最主要的 4 個功能如下：

一、提案：每個市民都能提案、連署，像是去年討論度最高的提案「讓馬德里成為百分之百永續的城市」、「讓大眾交通系統統一票券」，最後符合公民投票的資格，也進入政策制定階段。

二、辯論：在平台上，人民可以針對公共議題提出討論，其他人也可表達贊成或反對意見。針對意見分歧的特殊議題，這是最快了解民意的方式之一。

三、參與式預算：2016 年起，高達 6000 萬歐元（約新台幣 20 億元）作為參與式預算使用，在經過提案、辯論、整合募集後，交付公投。2017 年，參與式預算規模提升至 1 億歐元（約新台幣33億元），占總預算的 1/40。

四、公民諮詢：不只等人民提案，政府也可以主動出擊，針對各種議題上平台徵詢公民意見。去年 4 月，市府甚至向民眾徵詢「最想問各黨派的一個問題」。



「這一切不是為做而做，而是讓政策有更好的實質影響、體制有更好的參與方式、政府的運作能夠更貼近需求，」阿巴迪說。

一個開發案，不再是政府和資方說了算！

眾參與，在許多民主國家中越來越常見，大部分情況是為了回應民眾的不滿，修補政經結構之下失去的民眾代表性，試圖重建信任。但這類口號式的宣傳已在選舉中成為常見的噱頭，最後是否能實現，民眾參與的方式、內容、對政策的實質影響等，都是指標。

Medialab-Prado的設立，就是為了不斷修正民眾參與的各種方式，以公民實驗室為定位，由馬德里文化與開放部門撥預算支持，在這裡，「讓民眾一起思考，一起開發各種工具，一起參與這場顛覆，」阿巴迪說，由此就能看出它培養民主文化、公民參與民主實驗的清楚定位。

他們是如此的急迫，上任 2 年，任期已過了一半，但建立一個新的、被信任、可永續的機制，是如此大的挑戰，更何況是培養文化？

為了加快轉變，設計工具只是其中一步，Medialab-Prado還辦了3 次、長達 15 天的工作坊，讓民眾認識、理解、參與各種新的民主運作模式，整個 Decide Madrid 像是一個新創團隊，只是目標不是營利，而是開發出工具，讓民主重新被買單。

具體的轉變，阿巴迪舉例，過去一個社區開發案的故事可能如下：因為太晚曝光、設計不良、在地民眾不滿等因素引起抗議，接著抗議規模擴大，然後利益團體在幕後對政府及民眾遊說，於是民間能量消退，多方私下妥協之後落幕。但未來，市府希望投資方能夠透過參與工具，與地方提出未來願景，意見交流互換、一起說出未來的故事後，再落實為具體的提案，交由公民表決。

「讓體制可行，讓政府的角色改變，這些新的文化，加上新工具的使用，也會讓政府更勇敢、更有所本的提出政策，」他說。

即使目前對其他國家來說，馬德里的實驗已是各方取經的成果，但坐在位置上的馬德里官員們，卻顯得急迫且不滿足。最近一份針對 1000 位馬德里民眾的調查報告指出，只有 56％ 民眾知道 Decide Madrid 平台的存在，受過大學教育受訪者中，有 75% 聽過平台的訊息，相對來說，國中教育程度者只有 45%，高中教育者近 40%。

面對這樣的現象，如何用視覺化呈現、遊戲、生活中的互動裝置，讓更多不同年齡層、教育程度、地理分布的市民，能夠參與平台上的討論，是他們正在努力的方向。



除了追求參與人數的成長，他們也思考用新的方式增加參與的代表性。例如 G1000，是按照馬德里人口組成，在每個議題挑出符合馬德里市民組成比例的 1000 位代表，讓他們進行議題討論，提出具體提案。

必須在社會激情退去前，完成使命

作為馬德里史上的第一次，他們的嘗試不只是馬德里民眾，西班牙全國都在看，甚至全世界也將它們作為指標，Decide Madrid 平台已經在國內外 15 個城市被採用。知道自己站在歷史浪頭，機會錯過不再，如果，他們能夠讓民眾重新相信民主、更願意投入；如果，他們設計的工具，真的實踐了街頭上數百萬人對社會的想像，西班牙的民主的確就能在一個都市中被成功顛覆。

反之，如果再次帶來失望，民間的能量能否再次聚集，民眾是否會給實驗性的新政黨機會、耐性有多少，市政府內的他們都知道，於是不敢停下。

「難過，大概是我們現在的情緒，」採訪尾聲，談完了 2 年來他們做的試驗，阿巴迪卻脫口而出。

「每個國家都出現過一把火，激起強大的公民參與，但也很容易快速熄滅，群眾的情緒是危險的，它能夠把門打開，但（仰賴情緒）不是長久之計，從社會運動到現在試圖建立長久機制，這是一個不斷優化、讓民眾相信的過程。」

「這是無聊的，沒有情緒的，」阿巴迪繼續說，「我們是從民眾的情緒中開始的，現在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方法，在情緒退散之後，完成使命跟承諾。」他們設計線上遊戲教民眾提案，針對各議題建立公民論壇，試圖與公民團體建立長期的力量。但急迫的心情、開發新工具的艱難，以及因為沒有情緒，而無法吸引媒體和所有公民的目光，讓他們看起來像是鬥士一樣向前，心底卻是感到悲傷的「前社運份子」。

還好，2 年過後得到的只是悲傷、挫折，他們沒有失去人民信任。如今城市開始重新變成市民的，新的廣場改建、新的環境政策、新的預算分配，這些都讓市民再次與政治拉近。

下一篇，我們將專訪馬德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蘇圖（Pablo Soto），同樣從 15-M 就開始參與的他，在試驗、改變以及壓力之下，2 年後，什麼樣的馬德里是他眼中的成功？設計出來的參與平台，該將馬德里帶向何方？
答案，讓我們大感意外。

https://g0v.news/一場民主-2-0-的進化-歡迎人民-打臉-政府-a82651c8ed64


一場民主 2.0 的進化：歡迎人民「打臉」政府！

經過 4 年社會運動、5 年執政經驗、30 萬人的公民參與，在馬德里市政府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眼中，想要顛覆傳統民主，政府、官員、公民都必須走向「民主 2.0」的新角色。進化要到哪裡才算成功？他說：「當『公民提案打臉政府』變成習慣的時候。」

哪一個政治人物，贏得選舉之後，不是急著實現自己的政見？不是急著執行黨的意志、留下成績單？為什麼 2015 年上任的馬德里市政團隊，竟是透過文化教育、數位參政工具、辦活動等，「逼」公民起身來反對自己？

「未來政府應該是中性的、不該有意見。以前政府永遠有個立場，因為它贏了選舉，就相信自己的意見從此都比民眾的重要，」坐在馬德里市政府裡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蘇圖（Pablo Soto）在所有同事面前進行專訪，解釋他心目中的民主 2.0。

蘇圖 2011 年參與 15-M 社會運動，在街頭上他看到人民對政治既絕望又渴望的兩面，因此 2015 年隨著勝選進入首都市政廳後，他扛下「開放政府」的大旗，設立了馬德里市政府第一個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」，沒想到在當了部長 2 年後，他等待的，是「被打臉」的到來。

「越來越多人沒辦法接受未經公民參與的政策」

「如果有一天民眾（透過參與平台）提了跟政府立場相反的提案，然後政府照著人民的聲音做，我會覺得我們真的成功了，」蘇圖說。例如，政府提出的政策不佳，人民可以直接提出意見並且修正政策；或者反對設立社會住宅的中產階級，若提案並爭取足夠的支持、通過了公投，政府也必須好好聽人民聲音的轉彎。

「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更深的文化轉變，」蘇圖解釋，4 年任期苦短，但從街頭而起的他們，背負著人民想要顛覆民主陋習的期待，因此坐上高位、要實現新的政治可能，目標不是證明自己多厲害、不是為了下一屆的選票，而是在他們下台之後，不論上台的人是誰，民眾一樣擁有開放、透明的管道，去監督、表達、影響政策。「過去 5 年，已經可以看見，越來越多人沒辦法接受未經公民參與（討論）的政策，」他說。

要創造這樣的文化，官員、政府機器、公民都要重新定位自己。

「我們剛上任的時候，把自己定位為傾聽者，以及打造參與工具的人，」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說，「但民眾指著我們說，你就是官員啊，你的工作就是要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。」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媒體身上，面對自詡為平台、打造制度跟傾聽的新政府，媒體無所適從，一直要求市長表態，要市長針對各種政策給出方向，以領導人、英雄的視角來要求新任市長；而當市長回覆由大眾決定後，媒體顯得不耐。

再來，政府機器也要跟著執政者的轉型。例如，西班牙廣場的改建案，馬德里市政府選擇公開接受市民提案，利用 18 個問題（停車場的設置、腳踏車道的需求、樹的種植等）的問卷取得民眾需求，接著收到 19 個提案。投票之後選出 5 個做成原型（prototype），再選出 2 名進行決選。整個過程耗時 10 個月，超過5萬人參與。

過程中，政治人物的專業是設計溝通的管道，並在法規下整合意見變成提案，而政府的挑戰，則在盡可能實踐具代表性的民眾參與，包括人數、背景組成、民眾意見在不同環節扮演的角色等，這些，都與過去政府由上而下分配資源的權威角色不同。

這些對民眾和政府難道不是更難？民眾可能也無暇參與，與其要自己參與廣場的設計、填問卷，不如讓我的選區立委幫我決定即可。

蘇圖笑一笑，「把自己所有的權力交給一個人，那是非常危險的，而且要投下讓自己不會後悔的那一票，對我來說這是更困難的事。」

4 年一次的選舉，在蘇圖眼中不是實現民主價值的最好手段，更不等同於民主的完全實踐，過去沒有數位工具，人們只能透過民意代表間接的參與，但 2 年來，馬德里的各種試驗已經證明了可能性。就像是新創公司確定了市場中新產品的價值與定位後，剩下 2 年，在政府機器、政治人物、公民三種角色的進化之路上，他們希望能在自己打造的生態圈中加快腳步、擴大規模，在卸任前確立文化。



台灣人的民主參與，除了上街抗議還有什麼？

在民眾的憤怒之火中誕生，馬德里市政府的這場實驗，乍聽之下，像是防堵民怨的手法，或是一個極端左派上台後對既有勢力的顛覆，但 Medialab-Prado 負責人阿巴迪（Yago Bermejo Abati）認為，這更是一個防止衝突的機制，當任何宗教信仰、種族、政治黨派，都能在平台上讓自己的意見被看見，甚至透過討論尋求支持，進而成為政策，還需要以互相攻擊、血腥暴力作為手段嗎？

在蘇圖眼中，民主 2.0 的價值還包括抵抗「假新聞浪潮」。當一切透明，所有的意見都來自於民眾，而且民眾真的看見政府按其意志完成了提案，信任會慢慢地回來，民眾對政府的歸屬感也會加深，此時，假新聞趁隙而入的難度，將大幅提高。

放眼民主國家，假新聞氾濫、極端勢力興起造成國內衝突、境外勢力影響選舉，甚至政治人物上台後走向極權等，一陣陣像傳染病在民主國家間傳開。馬德里的顛覆民主之路，奠基於 6 年來民眾的覺醒，在數位工具的協助之下，他們像是醫生一樣，在新時代、新環境拋出民主 2.0，重新調整彼此的定位，拉近政府與公民的位置。

只剩 2 年，多少人願意上船？多少人願意改變自己的定位？當發現自己能夠決定繳的稅怎麼用、門前的廣場有多少綠地，多少人還會轉身放下自己的權力，對民主 2.0 搖頭？其實不用等到 2019 年馬德里的下屆選舉，參與平台上超過 15000 個提案的下一步，以及參與人數能否繼續提高，都是答案。

而擁有一切相似症狀的台灣，該問自己的是，同樣擁有過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我們，那把火，誕生了什麼？我們期待也擁有一樣的公民權力、一樣的政策影響力嗎？我們願意付出的，除了上街走走、4 年一投之外，還有什麼？
這些答案在與馬德里走過的難與獲得對照之後，台灣的座標和未來航向，也就會清楚了。

https://g0v.news/街頭帳篷裡的年輕人-把新民主送進西班牙全國-de049c86d6ed
注:本文圖片類資料較不完全,請參覽原報導网址

街頭帳篷裡的年輕人，把新民主送進西班牙全國


2011 年，一場數百萬人上街的抗爭在西班牙持續了一個月，震驚世界的不是抗爭規模與議題延燒，而是2014年後，抗議群眾決定組黨，甚至在2015年喚起西班牙各地成立地方政黨，隨後拿下馬德里、巴賽隆納等100多個城市，成為執政者。

走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政府，專訪當年街頭運動的 3 位核心成員，現今已成為官員的他們，道出這 6 年來，從組黨到創造民主參與，這場顛覆西班牙政治的實驗歷程。

像是野火一般，2011 年前後，從突尼西亞、埃及的阿拉伯之春，到以色列、摩洛哥、巴西、土耳其，以及席捲歐美上千城市的占領華爾街運動，以社交網站為工具、青年為主體的大規模抗爭，一次又一次攻下各國媒體頭條，數十萬、甚至百萬人上街的畫面，像是民主國家間的新流行一樣，一國輪過一國。

但數十、百萬人上街過後，究竟能留下什麼？

在西班牙，上街抗議的他們，沒有在激情過後人去樓空，相反的，在一場數百萬人上街抗爭的 3 年後，他們成立了政黨，2015 年成為國會第 3 大黨，更在地方選舉中大獲全勝，走進馬德里、巴賽隆納、瓦倫西亞等主要城市的市政廳，展開執政。

「在西班牙，人們談起『政治』，從此變得跟過去不一樣了，」從上街第一天一直參與至今，現為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的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說。

他帶著我走上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（Puerta del Sol），從當時的一頂帳棚開始說故事，在那個臨時搭起的帳篷裡，有剛下班的上班族、學生、大學老師，人們坐在地上，重新認識西班牙的政治。

在街頭的帳篷裡，重新問民主是什麼

在上世紀八○年代之前，經過 40 年獨裁統治、36 年黨禁，西班牙的現代民主，直到 1978 年制定新憲法之後，才終於進入民主轉型期；比起台灣從 1987 年後的民主轉型，西班牙沒有領先太多。

但當時那部憲法，在卡塔尼亞的眼中，是部弱勢憲法。「是跟軍方勢力妥協的結果，」卡塔尼亞說，不論是民眾沒有公投權利、壓制小黨的國會席次分配等，「（這部憲法的制定），就是要讓『改變』難以發生。」

而長期以來，當西班牙人談起政治，不是政治人物的八卦、輪流執政的兩大黨各提出的政策，就是口水戰中誰罵了誰什麼。像是一場兩方輪流輸贏的惡鬥，一國的政治沒有新鮮事，淪落至兩大黨間的權力遊戲罷了。

2011 年，5 月 15 號，帳篷搭起的那天，一條沒有回頭的路，就此展開。

人民在 5 月底的地方選舉前上街，從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開始，沒想到揭開的是一場長達一個月、數百萬人響應的街頭運動，沒有組織、沒有領袖， 卻在全國各地開花，人們以15-M（15, May）稱之。


「就在這裡，人們開始搭帳篷，」人來人往的太陽門廣場上，一頂又一頂的帳篷自動搭起，他們不是只有遊行，而是坐下來，在冷漠、旁觀了數十年之後，重新提出最基本的問題：「什麼是民主？我們能做什麼？我們要什麼？」卡塔尼亞用現代公民論壇形容廣場上發生的這一切。

隔天，馬德里之外，帳篷出現在15 個城市的廣場上。接下來的一個月，全西班牙有 800 多萬人上街、入座，對民主提問。2011 年下半年，人們繼續不定期地重回廣場，不管是住宅政策、大眾運輸的私有化、醫療政策等議題，他們知道，政治是自己的事，而答案要自己找，人民的意見必須表達然後交會。這一切跟以前坐在沙發上看電視、偶爾抱怨的習慣完全不同。

沒有領袖、非暴力，讓掌權者無法摸頭或制裁

集聚、延續、擴大，為什麼同樣是上街抗議，台灣或其他國家，無法真正改變人民，或是長久發揮影響力？

卡塔尼亞認為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去中心化、沒有領袖、非暴力的運動方式。「的確有人想要擊倒這場運動，只是他們都找不到標的，」卡塔尼亞笑稱，沒有訴求、沒有領袖，於是掌權者無法摸頭，無法收割，無法在抹黑運動領導人之後，讓運動解散。而非暴力，則讓掌權者無法以法律制裁。

第二，是他們將實體的集會、討論，開始移至線上，除了讓能量能夠延續，更重要的，是讓更多人能夠參與，讓這場運動代表更多人的意見。

然而，當人民開始問問題，開始把政治重新當作自己的事，採取行動、要答案，想要在既有的體制之下尋求突破，真能改變政策嗎？答案，竟然是否定的。

「2014 年之前，我們嘗試了各種方法，除了成立政黨之外，幾乎都試過了，」從線上討論平台、實體集會、公民教育、到議題討論等都有。算一算，2011 年當年，全西班牙有超過 2 萬場的集會遊行，2012 到 2016 年，西班牙是世界上抗議次數最多的國家。

但來自政府的回應卻「始終如一」，沒有回應民眾需求，改變遲遲不來，「於是，我們只能嘗試組黨，」卡塔尼亞說。

2014 年 1 月，由三個大學教師發起組黨，後來成為了 Podemos（我們可以黨），第一次參與選舉，就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席次，隔年底的國會選舉，一舉打破了西班牙 40 年來兩大黨盤據的現況，成為現今第三大黨。

「但在西班牙，第三大黨，等於沒用，」卡塔尼亞坦承，國會裡結盟、政治交換的遊戲，對於新手 Podemos 來說，不是擅長的戰場。而一旦組黨進入了體制，就必須按照政治戰場上的規則玩，於是對手開始把 Podemos 黨魁伊格萊西亞斯（Pablo Iglesias ）與委內瑞拉左派極權者的個人互動攤出，對特定領袖人身攻擊、發動媒體貼上民粹標籤等。去年，Podemos 一度面臨內鬥，在今年 2 月重新選出黨主席。

強調開放的新型態政黨，由市民推派候選人

在 Podemos 政黨成立不久後，卡塔尼亞就已選擇離開，因為由上而下、有領袖、有黨中心的組織，與原本運動的本質相斥。「我們本來想做的，是讓政黨成為工具，一個真正讓政治可以產生改變的工具，」卡塔尼亞與其他人離開 Podemos 後，第一步是成立新的工作室，用街頭上的經驗以及組黨後看見的不足，開發不同的民眾參與形式，繼續找尋能實踐初衷的戰場。

好消息是，不用太久，全西班牙 100 多個城市，都在 15-M 運動理念、Podemos 的勝選之下，紛紛創立了地方性政黨，參選各地選舉。人在馬德里的卡塔尼亞，也參與了其中一個新政黨 Ahora Madrid（現在馬德里）2015 年的競選活動。

這個強調開放、透明、參與、包容的新型態政黨，直到投票前 2 個月都還沒有推出市長候選人，最終經市民們公開推選，才由 70 歲的退休檢察官卡梅娜（Manuela Carmena）成為候選人，也成為現今西班牙首都的市長。

在各地出現的上百個新型態政黨，沒有任何樁腳、沒有選舉經驗，卻因為呼應了 2011 年來數百萬人的覺醒和期待，竟然在地方選舉中紛紛告捷。「或許，城市的規模，會比較容易實現我們的理想，」卡塔尼亞說。他們把過去上街頭的訴求包括開放、透明、包容、參與等，透過城市中的廣場改建、交通建設、市府預算等，一個個重新計畫並實踐，希望讓公民在廣場上的意識討論，能真正變成政治場域中有重量的政策、可行的制度，然後讓民眾產生信心與信任，確立西班牙新的政治文化，如此，才算是真正顛覆對民主的想像跟定義。

「政黨只是一個工具，只是把改變帶進去（體制），我們必須要快，要建立文化、制度，下一任之後，改變才會一直發生，」卡塔尼亞急迫地說，從街頭抗爭、決定組黨，而後成為官員之後，更多的現實一層層被打開。

下一篇，將從他們走進馬德里市政府後，在時間的考驗下，如何創造新的制度、參與工具開始說起。背著眾人的期待站上首都舞台，他們的顛覆之路，真有前途？

https://g0v.news/走進馬德里市政府-這些數位工具讓人民開始當家-5535415a528d


走進馬德里市政府，這些數位工具讓人民開始當家

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在歷經 20 年右派政黨執政之後，2015 年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政府。這是一個成立不到一年的新政黨 Ahora Madrid（現在馬德里），新市長是一個從未參與過選舉的 70 歲退休檢察官。還有一個緊接著成立的新部門：開放政府與民眾參與部。

當一群講求直接民主、開放透明、包容多元的社運成員，得到馬德里 270 萬人的授權，他們如何執政，實現訴求及顛覆？走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政府，從他們過去 2 年的執政經驗，找答案。

當政治素人走進馬德里市府，成為官員，史無前例的故事，是這樣開始的：
「我們第一次走進辦公室的時候，最驚訝的不是這裡有多大，而是這裡沒有行動網路訊號、也沒有 WiFi。他們是怎麼跟外界連結的啊？」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回憶，「不過這裡看起來倒是滿適合開派對的。」外觀是花崗岩建成的高聳建築，不管是馬德里市政廳或是卡塔尼亞所在的辦公大樓，都是馬德里市中心精華地段的古典歐風建築，氣勢懾人之外，更是權力的象徵，如同各大歐洲城市一般。

但這對從 15-M 街頭運動出身的新市政團隊來說，卻是要克服的最大難關。

他們想延續 15-M 運動的初衷，顛覆西班牙傳統政治，實現新型態的民主。要做的，不只是開放市政廳、不只是幫偌大的辦公室裝上 WiFi，而是顛覆由上而下的民主運作，讓民眾重新相信自己擁有權力。

「我們從頭開始打造新的參與工具，」卡塔尼亞說。打造的基地，是一棟在金融危機中，因為融資困難而被棄建的開發案，如今被稱為「Medialab-Prado」的建築裡，負責人阿巴迪（Yago Bermejo Abati）正在各種開源計畫之中協調、開會。

由市府收回後重新改造的建築裡，衣服、家具、軟硬體、電子產品等，各種開源創新計畫都在這邊展開，並呈現給所有市民。「這是個讓市民相遇，讓創意可以集聚的的地方，」阿巴迪說，所有的設計都是開源的，所以人們可以互相交流、應用彼此的成果。與一般市府強調創業育成、以產值及創造就業的目標不同，這裡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優先。

對西班牙來說，2011 年以來，一年 2 萬次的抗議、數百萬人上街，最急迫的社會問題就是失效的民主，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。

對此，2 年前上任的馬德里政府，端出了「Decide Madrid」線上公民參與平台。「我們想創造一個新的渠道，重新定義公民的角色，試一試由下而上的政治，」阿巴迪解釋。

打造參與平台，讓民眾決定33億怎麼花
在數位平台上，馬德里市民用 email 帳號註冊，輔以國民身分證件號碼、出生年月日、郵遞區號、性別等驗證，就能使用平台上的各項功能。需要讀取這麼多資料，是為了要了解公民參與的普遍性和民眾組成，據此修改民眾參與的工具。最主要的 4 個功能如下：

一、提案：每個市民都能提案、連署，像是去年討論度最高的提案「讓馬德里成為百分之百永續的城市」、「讓大眾交通系統統一票券」，最後符合公民投票的資格，也進入政策制定階段。

二、辯論：在平台上，人民可以針對公共議題提出討論，其他人也可表達贊成或反對意見。針對意見分歧的特殊議題，這是最快了解民意的方式之一。

三、參與式預算：2016 年起，高達 6000 萬歐元（約新台幣 20 億元）作為參與式預算使用，在經過提案、辯論、整合募集後，交付公投。2017 年，參與式預算規模提升至 1 億歐元（約新台幣33億元），占總預算的 1/40。

四、公民諮詢：不只等人民提案，政府也可以主動出擊，針對各種議題上平台徵詢公民意見。去年 4 月，市府甚至向民眾徵詢「最想問各黨派的一個問題」。



「這一切不是為做而做，而是讓政策有更好的實質影響、體制有更好的參與方式、政府的運作能夠更貼近需求，」阿巴迪說。

一個開發案，不再是政府和資方說了算！

眾參與，在許多民主國家中越來越常見，大部分情況是為了回應民眾的不滿，修補政經結構之下失去的民眾代表性，試圖重建信任。但這類口號式的宣傳已在選舉中成為常見的噱頭，最後是否能實現，民眾參與的方式、內容、對政策的實質影響等，都是指標。

Medialab-Prado的設立，就是為了不斷修正民眾參與的各種方式，以公民實驗室為定位，由馬德里文化與開放部門撥預算支持，在這裡，「讓民眾一起思考，一起開發各種工具，一起參與這場顛覆，」阿巴迪說，由此就能看出它培養民主文化、公民參與民主實驗的清楚定位。

他們是如此的急迫，上任 2 年，任期已過了一半，但建立一個新的、被信任、可永續的機制，是如此大的挑戰，更何況是培養文化？

為了加快轉變，設計工具只是其中一步，Medialab-Prado還辦了3 次、長達 15 天的工作坊，讓民眾認識、理解、參與各種新的民主運作模式，整個 Decide Madrid 像是一個新創團隊，只是目標不是營利，而是開發出工具，讓民主重新被買單。

具體的轉變，阿巴迪舉例，過去一個社區開發案的故事可能如下：因為太晚曝光、設計不良、在地民眾不滿等因素引起抗議，接著抗議規模擴大，然後利益團體在幕後對政府及民眾遊說，於是民間能量消退，多方私下妥協之後落幕。但未來，市府希望投資方能夠透過參與工具，與地方提出未來願景，意見交流互換、一起說出未來的故事後，再落實為具體的提案，交由公民表決。

「讓體制可行，讓政府的角色改變，這些新的文化，加上新工具的使用，也會讓政府更勇敢、更有所本的提出政策，」他說。

即使目前對其他國家來說，馬德里的實驗已是各方取經的成果，但坐在位置上的馬德里官員們，卻顯得急迫且不滿足。最近一份針對 1000 位馬德里民眾的調查報告指出，只有 56％ 民眾知道 Decide Madrid 平台的存在，受過大學教育受訪者中，有 75% 聽過平台的訊息，相對來說，國中教育程度者只有 45%，高中教育者近 40%。

面對這樣的現象，如何用視覺化呈現、遊戲、生活中的互動裝置，讓更多不同年齡層、教育程度、地理分布的市民，能夠參與平台上的討論，是他們正在努力的方向。



除了追求參與人數的成長，他們也思考用新的方式增加參與的代表性。例如 G1000，是按照馬德里人口組成，在每個議題挑出符合馬德里市民組成比例的 1000 位代表，讓他們進行議題討論，提出具體提案。

必須在社會激情退去前，完成使命

作為馬德里史上的第一次，他們的嘗試不只是馬德里民眾，西班牙全國都在看，甚至全世界也將它們作為指標，Decide Madrid 平台已經在國內外 15 個城市被採用。知道自己站在歷史浪頭，機會錯過不再，如果，他們能夠讓民眾重新相信民主、更願意投入；如果，他們設計的工具，真的實踐了街頭上數百萬人對社會的想像，西班牙的民主的確就能在一個都市中被成功顛覆。

反之，如果再次帶來失望，民間的能量能否再次聚集，民眾是否會給實驗性的新政黨機會、耐性有多少，市政府內的他們都知道，於是不敢停下。

「難過，大概是我們現在的情緒，」採訪尾聲，談完了 2 年來他們做的試驗，阿巴迪卻脫口而出。

「每個國家都出現過一把火，激起強大的公民參與，但也很容易快速熄滅，群眾的情緒是危險的，它能夠把門打開，但（仰賴情緒）不是長久之計，從社會運動到現在試圖建立長久機制，這是一個不斷優化、讓民眾相信的過程。」

「這是無聊的，沒有情緒的，」阿巴迪繼續說，「我們是從民眾的情緒中開始的，現在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方法，在情緒退散之後，完成使命跟承諾。」他們設計線上遊戲教民眾提案，針對各議題建立公民論壇，試圖與公民團體建立長期的力量。但急迫的心情、開發新工具的艱難，以及因為沒有情緒，而無法吸引媒體和所有公民的目光，讓他們看起來像是鬥士一樣向前，心底卻是感到悲傷的「前社運份子」。

還好，2 年過後得到的只是悲傷、挫折，他們沒有失去人民信任。如今城市開始重新變成市民的，新的廣場改建、新的環境政策、新的預算分配，這些都讓市民再次與政治拉近。

下一篇，我們將專訪馬德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蘇圖（Pablo Soto），同樣從 15-M 就開始參與的他，在試驗、改變以及壓力之下，2 年後，什麼樣的馬德里是他眼中的成功？設計出來的參與平台，該將馬德里帶向何方？
答案，讓我們大感意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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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頭帳篷裡的年輕人，把新民主送進西班牙全國


2011 年，一場數百萬人上街的抗爭在西班牙持續了一個月，震驚世界的不是抗爭規模與議題延燒，而是2014年後，抗議群眾決定組黨，甚至在2015年喚起西班牙各地成立地方政黨，隨後拿下馬德里、巴賽隆納等100多個城市，成為執政者。

走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政府，專訪當年街頭運動的 3 位核心成員，現今已成為官員的他們，道出這 6 年來，從組黨到創造民主參與，這場顛覆西班牙政治的實驗歷程。

像是野火一般，2011 年前後，從突尼西亞、埃及的阿拉伯之春，到以色列、摩洛哥、巴西、土耳其，以及席捲歐美上千城市的占領華爾街運動，以社交網站為工具、青年為主體的大規模抗爭，一次又一次攻下各國媒體頭條，數十萬、甚至百萬人上街的畫面，像是民主國家間的新流行一樣，一國輪過一國。

但數十、百萬人上街過後，究竟能留下什麼？

在西班牙，上街抗議的他們，沒有在激情過後人去樓空，相反的，在一場數百萬人上街抗爭的 3 年後，他們成立了政黨，2015 年成為國會第 3 大黨，更在地方選舉中大獲全勝，走進馬德里、巴賽隆納、瓦倫西亞等主要城市的市政廳，展開執政。

「在西班牙，人們談起『政治』，從此變得跟過去不一樣了，」從上街第一天一直參與至今，現為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的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說。

他帶著我走上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（Puerta del Sol），從當時的一頂帳棚開始說故事，在那個臨時搭起的帳篷裡，有剛下班的上班族、學生、大學老師，人們坐在地上，重新認識西班牙的政治。

在街頭的帳篷裡，重新問民主是什麼

在上世紀八○年代之前，經過 40 年獨裁統治、36 年黨禁，西班牙的現代民主，直到 1978 年制定新憲法之後，才終於進入民主轉型期；比起台灣從 1987 年後的民主轉型，西班牙沒有領先太多。

但當時那部憲法，在卡塔尼亞的眼中，是部弱勢憲法。「是跟軍方勢力妥協的結果，」卡塔尼亞說，不論是民眾沒有公投權利、壓制小黨的國會席次分配等，「（這部憲法的制定），就是要讓『改變』難以發生。」

而長期以來，當西班牙人談起政治，不是政治人物的八卦、輪流執政的兩大黨各提出的政策，就是口水戰中誰罵了誰什麼。像是一場兩方輪流輸贏的惡鬥，一國的政治沒有新鮮事，淪落至兩大黨間的權力遊戲罷了。

2011 年，5 月 15 號，帳篷搭起的那天，一條沒有回頭的路，就此展開。

人民在 5 月底的地方選舉前上街，從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開始，沒想到揭開的是一場長達一個月、數百萬人響應的街頭運動，沒有組織、沒有領袖， 卻在全國各地開花，人們以15-M（15, May）稱之。


「就在這裡，人們開始搭帳篷，」人來人往的太陽門廣場上，一頂又一頂的帳篷自動搭起，他們不是只有遊行，而是坐下來，在冷漠、旁觀了數十年之後，重新提出最基本的問題：「什麼是民主？我們能做什麼？我們要什麼？」卡塔尼亞用現代公民論壇形容廣場上發生的這一切。

隔天，馬德里之外，帳篷出現在15 個城市的廣場上。接下來的一個月，全西班牙有 800 多萬人上街、入座，對民主提問。2011 年下半年，人們繼續不定期地重回廣場，不管是住宅政策、大眾運輸的私有化、醫療政策等議題，他們知道，政治是自己的事，而答案要自己找，人民的意見必須表達然後交會。這一切跟以前坐在沙發上看電視、偶爾抱怨的習慣完全不同。

沒有領袖、非暴力，讓掌權者無法摸頭或制裁

集聚、延續、擴大，為什麼同樣是上街抗議，台灣或其他國家，無法真正改變人民，或是長久發揮影響力？

卡塔尼亞認為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去中心化、沒有領袖、非暴力的運動方式。「的確有人想要擊倒這場運動，只是他們都找不到標的，」卡塔尼亞笑稱，沒有訴求、沒有領袖，於是掌權者無法摸頭，無法收割，無法在抹黑運動領導人之後，讓運動解散。而非暴力，則讓掌權者無法以法律制裁。

第二，是他們將實體的集會、討論，開始移至線上，除了讓能量能夠延續，更重要的，是讓更多人能夠參與，讓這場運動代表更多人的意見。

然而，當人民開始問問題，開始把政治重新當作自己的事，採取行動、要答案，想要在既有的體制之下尋求突破，真能改變政策嗎？答案，竟然是否定的。

「2014 年之前，我們嘗試了各種方法，除了成立政黨之外，幾乎都試過了，」從線上討論平台、實體集會、公民教育、到議題討論等都有。算一算，2011 年當年，全西班牙有超過 2 萬場的集會遊行，2012 到 2016 年，西班牙是世界上抗議次數最多的國家。

但來自政府的回應卻「始終如一」，沒有回應民眾需求，改變遲遲不來，「於是，我們只能嘗試組黨，」卡塔尼亞說。

2014 年 1 月，由三個大學教師發起組黨，後來成為了 Podemos（我們可以黨），第一次參與選舉，就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席次，隔年底的國會選舉，一舉打破了西班牙 40 年來兩大黨盤據的現況，成為現今第三大黨。

「但在西班牙，第三大黨，等於沒用，」卡塔尼亞坦承，國會裡結盟、政治交換的遊戲，對於新手 Podemos 來說，不是擅長的戰場。而一旦組黨進入了體制，就必須按照政治戰場上的規則玩，於是對手開始把 Podemos 黨魁伊格萊西亞斯（Pablo Iglesias ）與委內瑞拉左派極權者的個人互動攤出，對特定領袖人身攻擊、發動媒體貼上民粹標籤等。去年，Podemos 一度面臨內鬥，在今年 2 月重新選出黨主席。

強調開放的新型態政黨，由市民推派候選人

在 Podemos 政黨成立不久後，卡塔尼亞就已選擇離開，因為由上而下、有領袖、有黨中心的組織，與原本運動的本質相斥。「我們本來想做的，是讓政黨成為工具，一個真正讓政治可以產生改變的工具，」卡塔尼亞與其他人離開 Podemos 後，第一步是成立新的工作室，用街頭上的經驗以及組黨後看見的不足，開發不同的民眾參與形式，繼續找尋能實踐初衷的戰場。

好消息是，不用太久，全西班牙 100 多個城市，都在 15-M 運動理念、Podemos 的勝選之下，紛紛創立了地方性政黨，參選各地選舉。人在馬德里的卡塔尼亞，也參與了其中一個新政黨 Ahora Madrid（現在馬德里）2015 年的競選活動。

這個強調開放、透明、參與、包容的新型態政黨，直到投票前 2 個月都還沒有推出市長候選人，最終經市民們公開推選，才由 70 歲的退休檢察官卡梅娜（Manuela Carmena）成為候選人，也成為現今西班牙首都的市長。

在各地出現的上百個新型態政黨，沒有任何樁腳、沒有選舉經驗，卻因為呼應了 2011 年來數百萬人的覺醒和期待，竟然在地方選舉中紛紛告捷。「或許，城市的規模，會比較容易實現我們的理想，」卡塔尼亞說。他們把過去上街頭的訴求包括開放、透明、包容、參與等，透過城市中的廣場改建、交通建設、市府預算等，一個個重新計畫並實踐，希望讓公民在廣場上的意識討論，能真正變成政治場域中有重量的政策、可行的制度，然後讓民眾產生信心與信任，確立西班牙新的政治文化，如此，才算是真正顛覆對民主的想像跟定義。

「政黨只是一個工具，只是把改變帶進去（體制），我們必須要快，要建立文化、制度，下一任之後，改變才會一直發生，」卡塔尼亞急迫地說，從街頭抗爭、決定組黨，而後成為官員之後，更多的現實一層層被打開。

下一篇，將從他們走進馬德里市政府後，在時間的考驗下，如何創造新的制度、參與工具開始說起。背著眾人的期待站上首都舞台，他們的顛覆之路，真有前途？

https://g0v.news/一場民主-2-0-的進化-歡迎人民-打臉-政府-a82651c8ed64


一場民主 2.0 的進化：歡迎人民「打臉」政府！

經過 4 年社會運動、5 年執政經驗、30 萬人的公民參與，在馬德里市政府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眼中，想要顛覆傳統民主，政府、官員、公民都必須走向「民主 2.0」的新角色。進化要到哪裡才算成功？他說：「當『公民提案打臉政府』變成習慣的時候。」

哪一個政治人物，贏得選舉之後，不是急著實現自己的政見？不是急著執行黨的意志、留下成績單？為什麼 2015 年上任的馬德里市政團隊，竟是透過文化教育、數位參政工具、辦活動等，「逼」公民起身來反對自己？

「未來政府應該是中性的、不該有意見。以前政府永遠有個立場，因為它贏了選舉，就相信自己的意見從此都比民眾的重要，」坐在馬德里市政府裡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部長蘇圖（Pablo Soto）在所有同事面前進行專訪，解釋他心目中的民主 2.0。

蘇圖 2011 年參與 15-M 社會運動，在街頭上他看到人民對政治既絕望又渴望的兩面，因此 2015 年隨著勝選進入首都市政廳後，他扛下「開放政府」的大旗，設立了馬德里市政府第一個「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部」，沒想到在當了部長 2 年後，他等待的，是「被打臉」的到來。

「越來越多人沒辦法接受未經公民參與的政策」

「如果有一天民眾（透過參與平台）提了跟政府立場相反的提案，然後政府照著人民的聲音做，我會覺得我們真的成功了，」蘇圖說。例如，政府提出的政策不佳，人民可以直接提出意見並且修正政策；或者反對設立社會住宅的中產階級，若提案並爭取足夠的支持、通過了公投，政府也必須好好聽人民聲音的轉彎。

「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更深的文化轉變，」蘇圖解釋，4 年任期苦短，但從街頭而起的他們，背負著人民想要顛覆民主陋習的期待，因此坐上高位、要實現新的政治可能，目標不是證明自己多厲害、不是為了下一屆的選票，而是在他們下台之後，不論上台的人是誰，民眾一樣擁有開放、透明的管道，去監督、表達、影響政策。「過去 5 年，已經可以看見，越來越多人沒辦法接受未經公民參與（討論）的政策，」他說。

要創造這樣的文化，官員、政府機器、公民都要重新定位自己。

「我們剛上任的時候，把自己定位為傾聽者，以及打造參與工具的人，」馬德里市政府公民參與部主任卡塔尼亞（Miguel Arana Catania）說，「但民眾指著我們說，你就是官員啊，你的工作就是要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。」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媒體身上，面對自詡為平台、打造制度跟傾聽的新政府，媒體無所適從，一直要求市長表態，要市長針對各種政策給出方向，以領導人、英雄的視角來要求新任市長；而當市長回覆由大眾決定後，媒體顯得不耐。

再來，政府機器也要跟著執政者的轉型。例如，西班牙廣場的改建案，馬德里市政府選擇公開接受市民提案，利用 18 個問題（停車場的設置、腳踏車道的需求、樹的種植等）的問卷取得民眾需求，接著收到 19 個提案。投票之後選出 5 個做成原型（prototype），再選出 2 名進行決選。整個過程耗時 10 個月，超過5萬人參與。

過程中，政治人物的專業是設計溝通的管道，並在法規下整合意見變成提案，而政府的挑戰，則在盡可能實踐具代表性的民眾參與，包括人數、背景組成、民眾意見在不同環節扮演的角色等，這些，都與過去政府由上而下分配資源的權威角色不同。

這些對民眾和政府難道不是更難？民眾可能也無暇參與，與其要自己參與廣場的設計、填問卷，不如讓我的選區立委幫我決定即可。

蘇圖笑一笑，「把自己所有的權力交給一個人，那是非常危險的，而且要投下讓自己不會後悔的那一票，對我來說這是更困難的事。」

4 年一次的選舉，在蘇圖眼中不是實現民主價值的最好手段，更不等同於民主的完全實踐，過去沒有數位工具，人們只能透過民意代表間接的參與，但 2 年來，馬德里的各種試驗已經證明了可能性。就像是新創公司確定了市場中新產品的價值與定位後，剩下 2 年，在政府機器、政治人物、公民三種角色的進化之路上，他們希望能在自己打造的生態圈中加快腳步、擴大規模，在卸任前確立文化。



台灣人的民主參與，除了上街抗議還有什麼？

在民眾的憤怒之火中誕生，馬德里市政府的這場實驗，乍聽之下，像是防堵民怨的手法，或是一個極端左派上台後對既有勢力的顛覆，但 Medialab-Prado 負責人阿巴迪（Yago Bermejo Abati）認為，這更是一個防止衝突的機制，當任何宗教信仰、種族、政治黨派，都能在平台上讓自己的意見被看見，甚至透過討論尋求支持，進而成為政策，還需要以互相攻擊、血腥暴力作為手段嗎？

在蘇圖眼中，民主 2.0 的價值還包括抵抗「假新聞浪潮」。當一切透明，所有的意見都來自於民眾，而且民眾真的看見政府按其意志完成了提案，信任會慢慢地回來，民眾對政府的歸屬感也會加深，此時，假新聞趁隙而入的難度，將大幅提高。

放眼民主國家，假新聞氾濫、極端勢力興起造成國內衝突、境外勢力影響選舉，甚至政治人物上台後走向極權等，一陣陣像傳染病在民主國家間傳開。馬德里的顛覆民主之路，奠基於 6 年來民眾的覺醒，在數位工具的協助之下，他們像是醫生一樣，在新時代、新環境拋出民主 2.0，重新調整彼此的定位，拉近政府與公民的位置。

只剩 2 年，多少人願意上船？多少人願意改變自己的定位？當發現自己能夠決定繳的稅怎麼用、門前的廣場有多少綠地，多少人還會轉身放下自己的權力，對民主 2.0 搖頭？其實不用等到 2019 年馬德里的下屆選舉，參與平台上超過 15000 個提案的下一步，以及參與人數能否繼續提高，都是答案。

而擁有一切相似症狀的台灣，該問自己的是，同樣擁有過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我們，那把火，誕生了什麼？我們期待也擁有一樣的公民權力、一樣的政策影響力嗎？我們願意付出的，除了上街走走、4 年一投之外，還有什麼？
這些答案在與馬德里走過的難與獲得對照之後，台灣的座標和未來航向，也就會清楚了。